危机意识与“探阅夷情”

这里说的19世纪前期，是指1800—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这40年的历史。19世纪初，以英俄为代表的西方列强就开始骚扰和侵犯中国的边疆，因此促使一些有识之士更加留心外国情况，并出现了一批介绍与研究外国情况的论著。关于对俄罗斯进行研究的论著有：阮元的《外藩传》、俞正燮的《俄罗斯佐领考》、《俄罗斯长编稿跋》、《俄罗斯事辑》、张穆的《俄罗斯事补辑》、姚莹的《俄罗斯通市始末》、《卡伦形势》、《库伦》和《土尔扈特》等。关于对英国进行研究的论著有：谢清高口述、杨炳南笔录的《海录》、《何大庚的《英夷说》、俞正燮的《鸦片烟事述》、萧令裕的《记英吉利》、叶钟进的《英吉利国夷情纪略》、汤彝的《(口英)咭(口利)兵船记》等。此外尚有俞正燮的《荷兰》、《天主教论》、频斯综的《南洋蠡测》、阮元的《畴人传》等。

综观这一时期的外国史地研究主要表现了这样几个特色：

第一，这一时期的外国史地研究及其撰述中反映了一种危机意识。因为自19世纪初，英俄等西方列强就开始骚扰和侵犯中国的边陲和海疆，所以引起了少数有识之士的警醒与关注。于是，他们不仅开始对这些国家进行研究，而且将这种洞察先机的危机意识融于其研究及其撰述中。何大庚于《英夷说》中不无忧虑地写道：“英吉利者，昔以其国在西北数万里外，距粤海极远，似非中国切肤之患。今则駸駸而南，凡南洋濒海各国，远若明呀喇、曼达喇萨、孟买等国，近若吉兰丹、丁加罗、柔佛、乌土国，以及海中三佛齐、葛留巴、娑罗诸岛，皆为其所胁服而供其税。其势日南，其心日侈，岂有厌足之日哉！”何大庚希望通过对英国侵略“南洋濒海各国”，并将其变成英国殖民地之史事的记述，以唤醒国人和当政者的危机意识，提高警惕，早作准备，以防范英国的侵略。因为英国将“南洋濒海各国”变成其殖民地后，中英两国之间的距离将不再是数万里之遥，而是成了近在咫尺、朝发夕至的“强邻”，所以中国将直接面临英国随时可能侵略的威胁。何况英国这一系列的殖民侵略的成功，更促使“其势日南，其心日侈，岂有厌足之日哉”。字里行间郁结着对国家休戚安危的牵挂。而萧令裕和叶钟进则认为英国“国俗急功尚利，以海贾为生，凡海口埔头有利之地咸欲争之”（萧令裕《记英吉利》，《海国图志》卷53），遇有可乘之隙，即用大炮兵船占据海口，设夷目为监督，以收出入税”（叶钟进：《英吉利国夷情纪略，《海国图志》卷52）。意在说明英国是个侵略性很强的国家，希望国人和当政者对英国的可能侵略决不可掉以轻心，等闲视之。同时他们又都很讲求边防，目的在于为将来的守边御敌作准备，这使其对外国史地的研究与撰述又具有近代反侵略的色彩。萧令裕基于对英国的研究与分析，甚至断言：“十年之后，患必中于江浙，恐前明倭祸，复见于今日”（包世臣：《答萧枚生书》、《安吴四种·齐民要术》卷11）。果然为他所言中，十年后亦即1840年，英国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鸦片战争，而且江浙亦成了英军的突破口。还有龚自珍亦对英国侵略骚扰中国东南沿海等地极为关注，他说：“粤东互市，有大西洋，近惟英夷，实乃巨诈，拒之则扣关，狎之则蠹国；备戒不虞，绸缪未雨，深忧秘计，也不尽闻”（龚自珍：《阮尚书年谱第一序》，《龚定庵全集类编》卷2）。这里不仅表达了他对东南海防休戚安危的深切忧虑，同时亦反映了他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危机意识。

而俞正燮、姚莹则着眼于对沙俄侵略扩张的研究。姚莹明确指出他对外国史地研究与撰述的动机，就是由于：“自嘉庆中，每闻外夷桀骜，窃深忧愤，颇留心兹事，尝考其大略，著论于《识小录》矣。然仅洋西北陆路”（姚莹：《康(车酋)纪行》自序），从其中可看出姚莹是鉴于“外患”日逼而深感危机，遂有此作。仅《识小录》卷四就有《俄罗斯通市始末》、《库伦》、《卡伦形势》、《土尔扈特》等篇，旨在为防备“俄患”，筹边谋防，提供历史依据、现实启示和应对方略。俞正燮通过对沙俄进行侵略扩张历史的分析，说明沙俄也是一个侵略性很强的国家，希望人们对此有所警觉，以增强危机意识，早做提防。他在《俄罗斯事辑》中，则从中俄关系的视角论证了这个问题。他指出早在清初，沙俄就曾侵略中国，占地掠城，“夺雅克萨、尼布楚”，并“南向侵扰布拉特乌梁海”。目的在于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历史，要对沙俄的侵略威胁百倍地提高警惕，以保卫国家的安全与统一。同时，俞正燮还论述道：“自俄罗斯西南，若荷兰、若红毛英吉利、若佛朗机、若大吕宋、若意大利亚，皆工器械，鹜利耐远贾，沿海而东而南，……此数国者，远隔重洋，辛苦远戍，其用意甚深也”（俞正燮：《俄罗斯事辑》，《癸已存稿》卷9）。这个认识在当时来说，可谓深刻透辟，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如荷兰、英国、法国、意大利等之所以远涉重洋，不辞艰辛来到东方，绝不仅仅是为了贸易往来，而是另有它图，即藉此为其殖民侵略作准备。因此，俞正燮告诫国人和当政者注意，不要被西方国家利用贸易之名而行扩张侵略之实的假象所迷惑，提高警惕，早做准备，亦即“思患豫防”。正是在这种自觉的危机意识推动下，俞正燮又撰述了《喀尔喀伊犁》、《蒙古》和《澳门纪略跋》等文，旨在探讨筹边谋防方略，以备国家将来所用。

第二，这一时期的外国史地研究及其撰述中也反映了一种了解世界的意识。这主要体现在个别研究者开始从国际关系的视角来思考和研究反对外来侵略之对策和方略。

萧令裕依据其多年对“外事”的格外留意与认真研究，认为西方列强之间在殖民扩张与侵略的过程中，因分赃不均和各自的利害得失不同，亦存在种种矛盾和冲突，甚至是尖锐的。因此，他在《粤东市舶论》中第一次提出了“以夷伐夷”之反侵略的纲领性思想，理由是英国非但与葡萄牙在争夺殖民地的问题上有着尖锐的矛盾，就是与美法等国也是“夙与仇雠”，所以在未来的反侵略斗争中应利用这种矛盾，以收“使相攻击，以伐相伐，正可抚为我用之效”（萧令裕：《粤东市舶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9）。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林则徐、魏源等人所提出的“以夷伐夷”的反侵略思想，正是萧令裕“以夷伐夷”思想的发展、丰富和深化。同时，这种初步的“世界意识”还体现在个别研究者将“探阅夷情”同探讨反侵略斗争的方略对策有机地结合起来。面对西方列强日益显露的侵略威胁，而中国人对于“外情”仍不屑一顾和茫然无知，相反，“中国人用人行政及大吏一举一动，彼夷番无不周知”。对此，叶钟进不胜焦虑，为了改变这种“昧于外情”的状况，他意味深长地说道：“澳门所谓新闻纸者，初出意大利亚，后各国皆出。遇事之新奇及有关系者皆许刻印，散售各国无禁，苟当事留意探阅，亦可觇各国之情形，皆边防之不可忽也”（叶钟进：《英吉利国夷情纪略》，《海国图志》卷52）。这里叶钟进不仅将“探阅夷情”——了解和认识世界同探求筹边谋防之对策方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指出前者对于后者的重要性及其意义，而且提出了“探阅夷情”的渠道和途径。同时更重要的是，“探阅夷情”观点的提出是叶钟进提出了一个具有深远而重大意义之纲领性的反侵略指导思想。鸦片战争后，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所提出的整整影响了其后几代先进的中国人之“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就受到了叶钟进这种认识的启发，甚至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认为魏源的“师长”学说就是叶钟进“探阅夷情”观点的丰富和深化，并赋予了它更有针对性的内涵和更明确的目的。同时，叶钟进“探阅夷情”的观点，亦为后来中国人进行外国史地研究提供了使用外国第一手资料之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法。